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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时间:2017-5-2    点击率:917

1. 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青铜峡市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彭菲

宁夏鸽子山遗址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荒漠中,我国同类型地貌单元大量的文化遗物都是地表采集,很少发现有精确年代的遗址,因而对该地区文化演化特征的判定一直缺少明确的时空框架。鸽子山遗址2014-2016 年发掘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 万年~5 千年,即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演化序列;在鸽子山遗址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磨盘,磨棒和典型的两面器与尖状器,明确了这类具有重要文化特征的遗物的时代属性;初步浮选与残留物获得了一些植物遗存,这对于研究该地区晚更新世末期古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强化利用,乃至该地区的农业起源都有重要意义;出土了数件直径不超过2 毫米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迄今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认知水平和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数十处结构性火塘及疑似建筑遗迹为研究人类生存模式、生计能力和对气候适应行为以及居址空间利用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发现的疑似建筑遗迹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同类型遗迹,可能是古人类滨水而居搭建“风篱”的遗存;遗址其中一个文化层处于一个极冷事件——新仙女木期,对于研究人类在这一特殊地理单元对环境极端事件的适应和文化特征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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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陈星灿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贵安新区马场镇平寨村(原平坝县)。2012~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联合对遗址进行发掘。目前已发现灰坑7 座、用火遗迹10 余处、墓葬7 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 万件、骨器约100 件、陶片100 余片。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线索。首次在贵州区域内的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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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天门市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孟华平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2014~2016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核心区域进行勘探并发掘其中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等遗址,取得一批新成果。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内总面积17 万平方米。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印信台遗址揭示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沿台基边缘分布的瓮棺类遗存、台基之间填埋大量的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堆积等显示,这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丰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区的内容。谭家岭遗址新发现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等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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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

发掘单位:福建博物院 泉州市博物馆 永春县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羊泽林

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位于泉州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当地人称“苦寨坑”的一座山坡上,与德化三班镇接壤,海拔高度约674 米。窑址分布范围约1500 平方米,于2015 年12 月发现,2016 年1 月进行试掘,确定内涵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6 年11~12 月,福建博物院联合泉州市博物馆、永春县博物馆再次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350 平方米。共发现9 条龙窑遗迹,均依山而建,沿着山坡向上掏挖洞穴而成,分布密集,上部窑炉叠压打破下部窑炉,因此,早期窑炉被晚期破坏,为保存晚期窑炉,部分早期遗迹未全部清理出来,仅局部进行解剖。共采集6 件炭样本送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8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4 世纪末,即相当于中原时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产品主要有罐、尊、壶、钵等,原始青瓷的装饰技法和纹饰与印纹陶相同,采用刻划、拍印、戳印、堆贴、镂空等手法,纹饰有弦纹、菱格纹、方格纹、直条纹、圆圈纹、篦齿纹、凸棱纹等。大部分器物外壁均有纹饰,腹部拍印方格纹、菱纹、直条纹为主,肩部戳印圆圈纹、锥刺纹,并间以弦纹、篦齿纹等。大部分垫饼亦拍印有直条纹,少量方格纹和菱格纹。苦寨坑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与浙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相比,两者无论是窑业技术,还是产品,均有较大差别,应属两个窑业技术系统。因此,苦寨坑窑址对探讨我国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关系以及瓷器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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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凤翔县文物旅游局凤翔县博物馆 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田亚岐

位于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遗址,面积达470 万平方米。近年随着持续的考古工作,逐步确认该遗址系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这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通过皇家祭天礼仪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愿。据古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雍都郊外置鄜畤、密畤、吴阳上、下四畤,使这里一度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汉高祖刘邦承秦制,在原四畤基础上又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规定以皇帝亲往郊祀雍畤作为当朝最高祭礼。此次考古发现以实际文化内涵印证了秦汉时期国家在这里曾举行最高祭天礼仪的历史一幕,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以畤祭天相关遗存的空白。而秦汉时期于此创制的成套畤祭礼仪不仅蕴含着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地形地貌、传统规矩和勘與法则,而且对于古代祭祀制度演变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血池遗址不仅系正史记载之佐证,而且成为自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再现,从“透物见人”的角度,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对于深化秦汉礼仪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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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通州区文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孙勐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6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122 万平方米,发掘4 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汉代路县故城位于潞城镇古城村。该城址平面呈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 万平方米。在城址内北部清理出明清、辽金和汉代的道路遗存各一条,有明显的叠压关系,初步判断其为城内的南北向主干道。城墙基址外有城壕遗存,宽度约30 米。在南城壕遗存外发现一处大面积的汉代文化遗存。在南城墙基址外的东部清理出城壕、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据史料记载,该城址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以城址为中心,在2 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清理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1146 座,其中,战国-西汉墓葬163 座、东汉-魏晋墓葬724 座。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类型丰富,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瓮棺葬、瓦室墓等。砖室墓的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可分为单室、双室、多室墓等,规模最大的是双墓道八室墓。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将会填补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以路县故城城址为中心呈环状分布的墓葬,时间延续性强,是综合研究该城址的重要资料。2017 年1 月9 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对汉代路县故城城址进行原址保护,建立遗址公园和博物馆,这将极大地推动北京乃至全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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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沈岳明 郑建明

后司岙位于上林湖越窑遗址最核心区域,此次发掘的后司岙窑址编号为Y66,清理的堆积层主要位于窑炉的西侧,时代上主要集中于晚唐五代时期。本次发掘主要收获有:首次摸清唐五代时期最高质量越窑青瓷窑场基本格局。窑场以龙窑炉为中心进行布局:西边是丰厚的废次品堆积,东边主要是作坊遗址,包括房址、釉料缸等。首次确认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产品种类相当丰富,大大拓宽了我们原先的认识。器物胎质细腻纯净;制作规整;釉色天青,满釉,釉面莹润。首次确认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过程。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瓷质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根据地层中出土的纪年标本,确认在“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在“中和”年间前后达到兴盛。本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在唐代法门寺地宫、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均有发现。同时,本窑址发现多个“官”字款的匣钵。1971 年,在窑址北边的吴家溪一带出土有光化三年墓志罐一件,内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内容,与本窑址位置暗合。因此可以确定,后司岙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成了此后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生产与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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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

发掘单位:上海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陈杰

青龙镇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港口,甚至日本、新罗、广南等国海船每年都要到青龙镇进行贸易。南宋时期,青龙镇还专设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2010~2016 年,上海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了唐宋时期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有隆平寺塔、房址、水井、铸造作坊等重要遗迹,基本弄清了唐宋时期青龙镇布局特征。考古证明,青龙镇是上海城镇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在唐宋时期市镇考古中具有典范意义。隆平寺塔基及地宫的发现是青龙镇遗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文献记载隆平寺塔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为七级佛塔,平面呈八角形。隆平寺塔地宫由砖砌而成,中部放置一个木函,函外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底部满铺大量各时代钱币,共计一万余枚。木函为四重套函,最内重银棺供奉有木贴金释迦牟尼涅槃像。四重函内还装藏有银箸、铜鎏金匙、银钗、银鎏金龟、线刻佛像铜镜、水晶念珠等37 件(组)供养品,为研究北宋时期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材料。青龙镇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来自不同窑口的瓷器,可复原瓷器大约有6000 余件,它们主要来自南方窑口。据文献记载,隆平寺塔还具有航标塔的功能。此外,与航运贸易相关的遗迹还有瓷片堆积和河埠头等。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印证,确证了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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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河津市文物局

项目负责人:王晓毅

固镇瓷窑址位于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遮马峪北、东岸台地上,地处吕梁山南麓,西临黄河、南迎汾水,距禹门渡口约9 公里。据调查,窑址附近山体分布有富集的瓷土和煤炭资源,为瓷窑的烧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燃料。此次固镇窑址的发掘及重要发现,是山西乃至全国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突破。发现的四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从原料制备到装烧成器的整个制瓷产业链保存相对完整,为研究北方地区古代制瓷工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发现的北宋窑炉Y1,其烟室占整个窑炉面积的近一半,这种独特的结构在国内尚属首例,该窑极有可能已掌握利用窑炉余温进行晾坯和烧制匣钵的关键技术,为制瓷工程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瓷器产品中北宋的简约素雅与金代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形成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宋金制瓷风格的突变分野,为陶瓷考古及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对比材料。出土的北宋细白瓷,胎体致密度高,釉面莹润光匀,可媲美邢定白瓷;出土的金代瓷枕,在造型和装饰上均独树一帜。据统计,全国宋金瓷枕中达到珍贵文物级别的有1786 件,其中有168 件为河津窑产品,比例约占9%,国外亦有多个博物馆将其视为艺术品珍藏,固镇窑址的发掘明确了此类瓷枕的烧造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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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桂阳县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莫林恒

2016 年7~12 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郴州市文物管理处、桂阳县文物管理所对湖南省桂阳县桐木岭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以炼锌为主的多金属冶炼作坊遗存,再现了当时的冶炼场景。桐木岭遗址位于桂阳县仁义镇大坊村和浩塘镇桐木岭村交界处,遗址面积约11 万平方米。遗址中心的山体平台上,呈“品”字形分布三个大的功能单元,一个用于焙烧,两个用于冶炼。矿料先经焙烧后再分送去冶炼。每个冶炼作坊以槽形炉为主体,分布着储料坑、和泥坑、搅拌坑、原料堆、精炼灶、柱洞、环形护围、碎料区、房址等遗迹。遗址出土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冶炼工具,并出土青花瓷器、陶器、钱币等生活用品。综合发掘情况并通过检测分析,推断这是一处炼锌为主,兼炼铅、铜、银的多金属冶炼遗址。初步推测遗址开始于明末清初,废弃于清代中晚期。中国是最早掌握炼锌技术的国家之一,本次发现的炼锌遗存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炼锌技术。发掘出土的多个成排圆形焙烧炉填补了我国炼锌技术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槽形冶炼炉是国内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炼锌炉遗存,对于完整复原古代炼锌术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对研究我国古代炼锌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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